我是1963年8月到山东煤矿学院工作的，1969年“文革”期间学校响应开放办学的号召，开始迁往肥城、兖州、泰安、莱芜等地办学，直到1994 年在泰安校区退休，我一直过着和家人两地分居、来回奔波的生活。
搬迁的过程十分曲折，我们先是被分到泰安，“文革”期间上级部门又提出了“矿业学院应该在矿上”的主张，我和一部分同事被派往枣庄办学。当时枣庄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就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地上铺些干草，直接打地铺。条件虽然不好，但是同事之间相互照顾、互相体谅，就不觉得苦了。那时候夏天蚊虫多得不得了，有一个同事虽然带了蚊帐，但是看见大家都没带，也不拿出来挂上，好像觉得自己挂上了，该咬自己的蚊子就去咬别人了，大家就都这么实在和可爱。
后来因为枣庄的条件不太适合办学，我们一行人又搬回了泰安，虽然泰安条件也不好，但有了固定招收的学生，我们当老师的不就是因为学生才存在的吗！所以我们就在泰安扎下根来了，一扎就是二十几年。办学初期，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我和同事们都住在透风撒气的平房宿舍里，冬天室外零下十三四度，室内也好不到哪里去。领导对我们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条件太差了，总支书记于国才用油毡纸帮我们把窗户钉严，又弄了个煤炉子，再后来条件慢慢变好，你看咱们学校现在多好了。
因为那个年代交通不是很方便，远不像今天从泰安到济南这么便捷，正常的话我两周回一次济南，忙的时候一个月才能回一次。我爱人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济南工作，有时候我回不来她娘俩就去看我。我爱人是医生，她知道我身体不好，担心我照顾不好自己，尤其是冬天太冷对我的肺不好。有一次到泰安来看我，看到宿舍条件很差，心疼得直抹眼泪儿。我就安慰她，那时候条件都不好，不光我们学校，而且大家都来回跑，没办法嘛，学生在哪儿，老师就得在哪儿。
所以尽管一跑几十年，我从未因为家在外地耽误过一次课。有一次，家里有事儿星期天没有赶回去，有人问“张书田怎么没回来呀，明天不会耽误上课吧”，我们的总支书记说，“放心，张书田肯定不会耽误课的”，他知道我周一一早肯定到，因为我没有过无故旷课的先例。
选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讲述：张书田 整理：宋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