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964年，学校开展了“学毛著，践行动”活动。1966年，学校又在图书馆举办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在全校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活动中，党委要求学生工作干部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同”。
同吃，就是和学生一起吃食堂。团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每月交一次伙食费，早、中、晚三顿饭都和学生在一起。吃饭时10人围一桌，值日生端一大盆菜，分成10碗，每人一碗。老师和学生吃一样的饭菜，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同吃同乐，谈天说地，其乐融融。这很好地缩短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加强了师生联系，密切了师生关系。
同住，就是插到班级和学生一起住宿舍。每个学生宿舍4张床，都是上下铺，一共8个床位，一般住7名学生，空出一个床位用来存放行李。也有的宿舍只住6人，同住就找这种6人的宿舍，因为有闲床，不会影响学生的正常生活。
“三同”对于我们年轻辅导员来说，就像是大学生活的延续。我们那时都是单身，生活上没有什么压力，虽然工作很忙很累，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我在学生宿舍住了差不多一个学期。团总支副书记李春晓同志、高凤翘同志都结婚成家了，但他们的爱人在农村老家，所以和我们一样，过着单身一样的生活。他们都兼任三四个班的政治辅导员，也和年轻辅导员一起与学生同吃、同住。
在“三同”活动中，最值得我们佩服的是领导干部。他们日常工作非常繁忙，还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家庭，“三同”的难度非常大。但他们努力克服困难，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三同”。
张桂芝同志当时担任机电系党总支书记，是院长兼党委书记刘子光同志的爱人，那时她已经40多岁，孩子还小，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部由她来管。她很要强，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天上班都是早来晚走。尽管工作繁忙，她依然经常深入到师生中间，参加教研室老师的政治学习、教学工作会议，检查学生的早操、晚自习情况，学院组织的每周一次的义务劳动，她都积极参加。每天办公室的卫生，都是亲自动手打扫。不仅如此，她还积极参加“三同”活动，像我们一样和学生同住、同吃、同劳动。作为领导干部，她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
由于经常深入基层，张桂芝书记对辅导员和学生工作非常熟悉。不管是对辅导员还是对学生，她既有一丝不苟的严格，又有冬日暖阳般的慈爱。
记得196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几个辅导员加班研究工作，研究完工作才一点多钟，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几个辅导员就约着去打篮球。球场边是男生宿舍。打球嘛，难免大喊大叫，自然会影响到学生午休。这一场景被提前上班的张桂芝书记碰上了。她把几个辅导员中的负责同志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当然，张桂芝书记对待大家也不只是严厉，更有热心的一面。她工作非常细致，对每个辅导员的情况都十分清楚，对大家的生活也十分关心。团总支副书记李春晓同志结婚后，爱人一直在农村老家，有一次爱人来校探亲，张桂芝书记知道后，主动联系后勤部门，在家属宿舍找了一间房让他们夫妻团聚。我母亲来济南看病，她也帮忙在家属宿舍安排了一间小房，暂住了一个月。张书记的关心，令大家深受感动。
“三同”工作坚持得比较好的还要说时任机电系党总支副书记兼团总支书记张荷英老师。她那时不到30岁，有一年爱人要下乡参加省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至少一年的时间不在家，孩子才三四岁，没人照看。她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全天托管，自己则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学生身上。有时候无暇顾及孩子，就把孩子交代给别的老师暂时看管。即使是星期天，张老师也不休息，坚持到女生宿舍检查卫生，并且还帮着学生打扫卫生。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就高了。她工作起来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把时间全部投入到工作中，把身心都用在了学生身上，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通过“三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了加强，为中心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学校的发展中，搬迁、合并一度成为工作的重点，这为学校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也给办学带来了困难。人员来自多个学校，如何让大家团结起来，形成工作合力，成了学校党委急需解决的问题。正是有了“三同”的工作经验，全校的政工人员一直保持着昂扬的精神面貌，工作比着干，积极性空前高涨。
我一直对那段岁月念念不忘。我和很多同事一直认为，科大有好的政治工作传统，干部有好的工作作风，与当年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也衷心希望科大的优良传统永葆革命的青春。
选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讲述：李培俊 整理：许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