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被清华大学电机系发电厂电力网及联合输电系统专业录取。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老师们都以为国家建设育人才的报国之心严格要求学生，其中不少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一流学者，学生们也都铆足了劲儿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读书。我上学的时候，国内一流的知名学者华罗庚、钱伟长、朱光亚、于敏等都给我们上过课，他们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我们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基础，更养成了受益一生的严谨作风。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称头发丝儿”的物理实验课。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当时给我们班上物理实验课，我们3个人一组做实验，老师给了我们一根头发丝儿让我们称，一听我们就犯了难，因为呼吸稍微重点儿都有可能把头发丝儿吹走，这可怎么称啊。老师要求特别严，我们就硬着头皮称，从早晨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我们便去告诉老师，称不出来，于老师说：“不是称不出来，是你们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就不可能搞出科研的东西，继续称，称不出来就别吃饭。”
后来我们组一个同学说，“我们搞个差不多的数据出来交差算了”，我们就估算出一个数据去报告给老师，因为老师手里有准确答案，看了我们的数据后发现误差较大，就说：“不对，回去接着称！”我们一看过不了关，还是认真起来好好干吧，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我们记不得称了多少次了，屏住呼吸，极细微地调整仪器，到最后终于得出了跟老师的那个数据比较吻合的结果。老师才比较满意地说：“只有足够严谨、足够有耐心，才能培养出科学家。”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精神吧，容不得半点马虎。
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比较深。一是搞科研要沉得下心气、坐得了冷板凳，只有耐得住心性，才能深入进去，搞出东西来。这也使得我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坐得住，学校几度搬迁中，我坚持搞科研，先后撰写发表《逆变器供电的异步电动机的脉冲动转矩及其抑制》《可控硅变频调速对异步电动机转矩特性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多次荣获山东矿业学院优秀科技论文奖。1970年，“文革”期间，参与山东矿业学院与济南机车三厂协作项目，和同事共同研制出“无级调速机床”；1985年，承担并完成山东省科委项目“光测高电压系统”；1991年，承担并完成中国矿业大学项目“交流非正弦低频电工仪表”。因为专业水平还可以，我连续三届受推担任山东省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委，参与电类专业的高校评估、职称评审和省科技进步奖评选等工作。
二是培养学生的创新与科研精神同知识传授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所以我在教学中通过问题导向来加强对学生思维方法和创新理念的训练，使学生在想办法解决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运用和再创造，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张书田 整理：宋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