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我校原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哲辉教授完成《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与早期发展——我校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一文，回顾了我校在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成立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介绍了Petri网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历史以及我校计算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故事，《山东科大报》特分期刊登，以飨读者。
Petri网是一种分布式系统模型。由于这种模型能够直观而准确地描述和分析系统中事件（部件）之间的顺序、并发、冲突和同步等各种关系，在计算机科学技术、通讯工程、自动化技术以及工作流等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因此，Petri网理论被公认为信息科学技术的一种基础理论。
我国关于Petri网理论及应用的学术组织成立于1987年。成立时称为中国Petri网研究会，挂靠在国家一级学术组织中国计算机学会之下。1990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把中国Petri网研究会作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全称为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
在中国Petri网研究会成立前后，以及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前十多年中，我本人参与了大量的工作；我校的许多教师和研究生积极参加了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我校也成为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举行学术活动和研究工作的主要场所之一。
一
Petri网这种系统模型是1962年由德国（当时是西德）科学家Cart Adam Petri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初，Petri网理论研究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地应用于计算机科学技术和其它一些科学技术领域。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才知道有Petri网这种系统模型。1979年，德国的一个科技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这是十年动乱结束后，首个来中国访问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代表团）。C.A.Petri博士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北京作了一个学术报告，简单介绍了一下Petri网这种系统模型。1980年，中国科学院专门邀请C.A.Petri来华访问。他不仅对Petri网理论和应用作了较深入的讲述，还同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达成协议，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计算机科学研究室的一些学者到德国GMD（C.A.Petri博士所在的研究单位）做访问学者（由德国GMD资助）。根据这份协议，陆汝钤、周龙镶、陆维明、袁崇义等都先后到德国GMD进行研修，其中陆维明和袁崇义两人专门从事Petri网的研究工作；陆汝钤和周龙镶研修的专业面比较广，Petri网理论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1980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创议下，我国决定公费选派科教人员到西方发达国家做访问学者，学习人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国共选派一万名，每人给以两年的经费资助。要求这些访问学者学习两年后立即回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教育事业服务。名额分配到各省部，由各省、部负责选拔和派送。煤炭部分配到82个名额，由煤炭部教育司负责组织选拔。教育司又将82个名额分到各个专业（其中计算机应用专业分到3个名额），委托各专业的有关专家负责命题，通过考试来选拔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对选拔出来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进行短期的外语培训后再派送到国外做访问学者。
我有幸被选拔上作为计算机应用专业的3名出国留学预备人员之一。通过一年的英语培训后，我联系到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TaTao.Murata教授作为指导教师，他答应指导我在美国两年的学习和研究。T.Murata是当时美国在Petri网研究方面成果最突出的专家学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两年期间，虽然通过听课我也学习了几门计算机专业课程，但我的主要精力用于对Petri网的学习和研究。两年内我撰写了五篇关于Petri网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两篇回国前已分别在墨西哥的韦甫布拉和美国芝加哥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另三篇也已分别送交有关的学术会议或学术刊物待发表。
1983年底，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两年到期，我回到国内，回到我校工作。1984年4月，由中、美联合主办的计算机及应用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关于Petri网及应用的学术论文（同T.Murata教授联合发表）。中科院的陆维明也发表了一篇关于Petri网的论文。我同陆维明因此相互认识。会议休息期间，我们一起交谈了一些关于Petri网的学习心得，还谈到了在国内宣传和推广Petri网及应用研究的问题。
1984年5月，我到丹麦奥尔胡斯参加第五次欧洲Petri网学术年会，中科院的袁崇义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那时候正在德国GMD做访问学者，师从C.A.Petri博士）。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C.A.Petri博士。应我的导师T.Murata教授和我的约请，C.A.Petri同我们交谈了两个小时。通过这次座谈，我了解了当年C.A.Petri提出Petri网模型的初衷是在于描述和分析系统中的真并发（过去计算机科学中关于并发的描述是不准确的），从而为信息系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也有机会同袁崇义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交换了在国内推动Petri网研究发展的一些想法。
通过1984年四、五月间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我分别认识了陆继明和袁崇义。通过交谈，我们三人都认为要担当起在国内宣传和推广Petri网理论及应用研究的责任。
1985年5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项专门关于Petri网的学术活动，称之为“Petri网工作周”。这项活动安排一周时间专门讲述Petri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当时的数学研究所所长王元院士主持了工作周的开幕式并致辞。主讲人为陆维明、袁崇义和我。那时还是一周工作六天（只休息星期天）的作息制度。我们三个人每人负责讲两天（实际运作起来是每天上午讲授，下午组织讨论并答疑）。参加听课的主要是中科院和北京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共30多人）。我接到去工作周参加讲课的邀请时，带着我校的青年教师王美琴一块去。王美琴成为当时北京地区以外唯一参加听课的人员。
工作周活动期间，我们三人又进一步议论了（为在国内宣传和推广Petri网理论和应用研究）下一步要做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分别同复旦大学的吴时霖、东南大学的顾冠群、西北大学的郝克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杨文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黄圣国、暨南大学的苏运霏等建立了联系。他们这些人在出国做访问学者时都接触出过Petri网的概念，当时虽不以Petri网研究作为（做访问学者期间的）主要任务，但他们对Petri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都有了一些了解。对我们三人所提出的在国内成立Petri网研究的学术组织的想法，他们都表示支持。
1987年，我们认为条件已基本成熟，就同中国计算机学会联系，提出在国内成立Petri网研究会，作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下属组织。我们的想法得到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会的认可和支持。于是，我们就在《计算机世界》报上刊登消息：准备于当年七、八月间召开中国Petri网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会议地点为山东省泰安市山东矿业学院（我校），请有意参加者提前同我（吴哲辉）联系，以便发通知。
1987年7月29日到8月1日，中国Petri网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在泰安召开。会上有六人宣读了Petri网方面的学术论文。会议的后半段主要是全体与会者一起商谈成立中国Petri网研究会的事情。会议选出了中国Petri网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推举陆维明为理事长，袁崇义和我为副理事长。
中国Petri网研究会成立大会结束后，我写了一篇通讯报道给《计算机世界》报，报道了中国Petri网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周龙镶（他当时正在GMD作访问学者）也给德国GMD主办的《Petri Net News letters》写了一篇通讯报道，报道了中国Petri网研究会成立的消息。C.A.Petri博士本人还写了“欧中友好”四个汉字，就刊登在那篇报道旁。由此，欧洲的网人（专门从事Petri网研究的学者自称为“网人”）也知道中国有了一个专门从事Petri网研究的学术团体。
二
1990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会做出决议：把中国Petri网研究会作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称为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Petri网研究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分别改任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即陆维明为Petri网专业委员会主任，袁崇义和我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Petri网研究会的理事改任Petri网专业委会委员。
1993年8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上，Petri网专业委员会进行了改选，袁崇义当选为专业委员会主任（那时袁崇义已从中科院调到北京大学），我和复旦大学的吴时霖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8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上，Petri网专业委员会又一次进行了改选，由我担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的林闯、同济大学的蒋昌俊（蒋昌俊那时已从我校调到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的罗军舟担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陆维明、袁崇义、吴时霖等不担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后，仍为专业委员会委员）。在2005年8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上，Petri网专业委员会又进行了改选。由林闯担任专业委员会主任，蒋昌俊和罗军舟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我不再担任专业委会主任，但仍为专业委员会委员）。到2011年，Petri网专业委员会主任由蒋昌俊担任（其余详情我已不十分了解）。
从1987年8月到2005年8月的18年间，我担任了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开始三年称Petri网研究会）的副主任12年，专业委员会主任6年（任专业委员会主任的6年间，我也被选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这18年间，我参与组织了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各种学术活动。作为Petri网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的承办单位，这18年间我校也在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各种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87年到2005年的18年间，共召开过10次全国学术年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逢单数年份召开）。其中我校承办过两次（1987年和1999年）；西北大学承办过两次（1989年和1997年）；东南大学（1995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1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3年）、山西重型机械学院（2001年）、杭州电子工业学院（2003年）和江苏大学（2005年）六所高校各承办过一次。这18年间，共召开过9次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不召开全国学术年会的年份召开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会议）。其中我校承办过两次（1992年和1994年）；复旦大学承办过两次（1988年和1998年）；中山大学（1990年）、北京大学（1996年）、桂林电子工业学院（2000年）、东南大学（2002年）和西华大学（2004年）各承办过一次。把全国学术年会和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合在一起统计的19次会议中，我校共承办了四次，其他单位最多承办过两次，如西北大学、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另有九个学校各承办过一次。这里有一个情况顺便介绍一下。1994年的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原本并非由我校承办的。1993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的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上，吉林省某高校的参会者报名，由他们承办1994年的Petri网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根据他自己对其学校情况的介绍，专业委员会采纳了他的建议。然而，到1994年春，根据他本人留下的联系方式（电话及联系地址），专业委员会同他怎样也联系不上（后来听说他出国研修去了），这可急坏了1993年刚当选为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袁崇义。在此情况下，袁崇义同吴时霖和我三人商量，改由我校承办这次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这次专业委员工作会上，不少委员提出：若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全国学术年会还是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都改为我校来承办。我校因此被公认为保障Petri网专委会的各次会议不落空的“托底”单位。
从1987年到2005年的十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中，我校都是参加人数最多的单位。王培良、许安国、蒋昌俊、赵义军几位老师和我是各次年会的“常客”。另外，每次年会我校都有研究生参加，少则三四位，多则七八位。同时，我校也是在各次年会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单位。除了参会的老师一般都在会上发表论文外，参会的研究生也发表论文。当时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年会不是在我校召开，则研究生只有提交论文并被录用才能去参加学术年会（这主要涉及差旅费的报销问题）。为了鼓励年轻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各次学术年会中，专业委员会决定进行优秀参会论文的评审工作。专门针对论文第一作者为研究生或青年教师的论文进行评审。我校也是被评上优秀参会论文最多的单位之一。
除了组织学术年会以外，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宣传。即向国内学者和学术界介绍Petri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在信息技术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中的应用。以便有更多的人了解Petri网，参与Petri网的理论研究，或者把Petri网理论应用于所从事的科学技术中。
中国Petri网研究会成立初期，考虑到当时国内大多数学者（包括中国Petri网研究会的会员）对Petri网的基本理论尚知之不多，而且当时获得国外（主要是指欧美）相关研究情况的信息渠道不十分畅通，研究会理事会决定办一份《Petri网内部通讯》，主要内容包括Petri网基本理论介绍，欧美在Petri网研究的最新动态，并转发一两篇代表最新动态的论文，有时也加上编者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Petri网内部通讯》每两个月出一期，由陆维明、袁崇义和我三人轮流编写。轮到负责编写那一期时，不仅要做《内部通讯》内容的组织和编排，还得负责复印，并根据会员的通讯地址分寄给每位会员。不仅花费了时间和精力，还要贴上复印费和邮寄费（研究会并不向会员收取会费）。后来，西安警官学校的一位教师（刘志中校）主动提出，为减轻我们三人的负担，《内部通讯》的复印工作和邮寄工作由他负责。我们三人只需把编排好的《内部通讯》样稿寄给他，复印和分发的事就由他来做了。《Petri网内部通讯》只持续办了两年多。后来，由于了解国外Petri网研究新动态的渠道比较畅通，内部通讯就停办了。
如果说，《Petri网内部通讯》是面向研究会会员的，那么在《计算机世界》报上发表介绍Petri网理论及应用的通俗文章，则是面向社会的一种宣传方式。1987年8月，中国Petri网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召开后，我给《计算机世界》报写了一篇消息报道的同时，还附上了一篇介绍Petri网的基本理论及应用的通俗文章（约2000字），这篇文章在《计算机世界》报上登出后，引起了一些青年读者的兴趣。1989年在西北大学召开第二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时，增加了许多新面孔，其中增加的主要是年轻人。有几位新参加年会的人员对我说，他们就是在《计算机世界》报上看到我写的那篇文章后，才知道Petri网，并开始找资料学习Petri网理论的。这次来参加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就是进一步深入学习，并结交一些学友的。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杨文龙教授同《计算机世界》报的主编联系，由他负责组织一批Petri网专家同时从各个角度撰写介绍Petri网理论及应用的通俗文章，《计算机世界》报一次腾出两三个版面集中登载，一次组织七八篇。这样的集中介绍方式一共进行过三次，参加撰写通俗文章的有袁崇义、陆维明、杨文龙、吴时霖、林闯、罗军舟、蒋昌俊和我等。这种方式能够较全面地介绍Petri网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信息技术和各方面的应用，起到了更好的宣传作用。
在《计算机世界》报上刊登的文章都是一些通俗文章，不属于研究论文。研究论文刊登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国内计算机学科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有 《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和《计算机研究与发展》。前三个刊物被认为是国家“一级学报”，后者则是“一级半”。当时国内关于Petri网理论及应用的论文，质量较高的一般都在这四种刊物上发表。据我本人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十多年中，上述四个刊物刊登的关于Petri网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有近四成论文的作者是我校的教师或研究生。其中在这四种刊物上发表论文较多的有蒋昌俊、王培良、许安国、曾庆田、梁永全、赵义军和我。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关于Petri网的论文发表在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以及《自动化学报》《通讯学报》《应用数学学报》和《系统科学与数学》等非计算机学科专用的国内高档刊物上。刊登Petri网理论及应用方面的论文比较多的还有《计算机科学》和《系统仿真学报》（一般地，这两个期刊被认为属于中档层次的学术刊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上宣读的论文都由这两种刊物之一以增刊的形式登载。如前所述，在各次全国Petri网学术年会上，我校都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单位。因此，在这两个刊物上刊登的关于Petri网的论文中，作者为我校师生的论文也是最多的。
写书（专著、译著或教材）也是推动Petri网研究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内关于Petri网的书最早出现在1989年。那一年共出了两部：一部是袁崇义著的《佩特里网》，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我翻译的《Petri网理论与系统模拟》（原作者为美国的J.L.Peterson）。这两本书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高校为计算机学科（或自动化学科）研究生开设Petri网课的教材。
后来，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同电子工业出版社联合推荐出版一套计算机学科教材。袁崇义受委托写关于Petri网的教材。他在已出版的《佩特里网》一书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写出著作《Petri网原理》，1998年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2005年，他又进一步修改补充写出 《Petri网原理与应用》（仍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虽说是一部推荐教材，其实这也是一部专著。除了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Petri网的基本理论以外，书中还包含了作者多年来在Petri网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通用网论，书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
2000年，林闯出版了专著《随机Petri网和系统性能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科学出版社为蒋昌俊出版了专著《离散事件系统的PN机理论》。2003年，蒋昌俊的另一部专著《Petri网的行为理论及应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专著“名符其实”，它们都是就Petri网理论中的某个（些）专题进行深入论述，而未对Petri网的基本理论作全面介绍。因此，一般地不便于作教材使用。
2004年，在一次中国计算机学会全体理事参加的一次大会上，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温莉芳总编找到我，说该出版社正在组织编写一套重点大学计算机学科教材，想约请我写一本关于Petri网的书。我想了想说，我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Petri网的专著，是否可以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为了便于作教材，我可以在书中系统、全面地介绍Petri网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我也要用一定的篇幅梳理二十多年来我本人及课题组对Petri网理论的研究成果。温总编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的专著兼教材《Petri网导论》于2006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后来获得山东省优秀教材一等奖。
作为宣传Petri网理论，推动国内Petri网理论及应用发展的另一种途径是应邀到一些高校讲学。据了解，当时被邀请到各高校讲学较多的有袁崇义、陆维明和我。北京的一些高校主要是邀请袁崇义或陆维明去讲学。此外，袁崇义还被贵州大学邀请去讲学。我则先后被山东大学和南开大学邀请去讲学三次。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汪家业教授邀请我去给山大计算机系的研究生讲授Petri网理论及应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的屠奉生教授邀请我去给南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研究生讲授Petri网理论及其在控制工程中的应用。稍后，山东大学的周宏兴教授邀请我去给数学系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的研究生讲授Petri网理论及应用。三次讲学都各用时一周。在此一周内，相关研究生的其他课程都停下来，一周时间全部用来听我讲课。那时还是一周工作六天的作息制度，因此每次都讲课六天约36小时，听课对象主要是研究生，也有一些教师来听课，但教师中，很少是从头听到尾的，可能是有教学任务的缘故。
在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全国学术年会上向国内计算机界的专家学者介绍Petri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也是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一种宣传机会，而且是更为难得的一种机会。这样的机会一共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1987年冬在福州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七次全国学术年会。那时，中国Petri网研究会刚成立不久。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七次全国学术年会的组织委员会致信中国Petri网研究会，让我们派一个人到第七次学术年会上介绍Petri网的基本知识和国内外关于Petri网理论的研究情况。当时，陆维明和袁崇义都说原有的工作安排上同年会在时间上有冲突，他们不能去出席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七次学术年会，提出由我去参加并完成计算机学会交给的任务。我如期到福州参加了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七次全国学术年会。考虑到当时国内计算机界的大多数学者对Petri网是只听过其名，并不知其基本内容。我在会上用25分钟简单介绍了Petri网的基本知识，用5分钟介绍了国内外Petri网研究的一些情况，并报告了中国Petri网研究会已成立的消息。我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普遍欢迎。计算机学会当时的领导张效祥 （时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徐家福（时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软件专业委员会主任）、陈火旺（时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理论计算机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都在我的报告之后发言对中国Petri网研究会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
第二次机会是2001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计算机学会第14次全国学术年会上。在那次会议上，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会要求一部分专业委员会在大会上报告本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并介绍本委会专业相关学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Petri网专业委员会也在其中。当时，我担任Petri网专业委员会主任，所以义不容辞地在这次学术年会上报告了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并介绍了当时国内外关于Petri网研究的情况。
三
我校在中国计算机学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和早期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国内计算机界的许多老前辈和知名专家通过对Petri网理论及应用在国内的发展的了解也知道了我校，了解了我校计算机学科的一些情况，从而对我校计算机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给予了许多支持、指导和帮助。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校从1986年才开始正式招收计算机学科（二级学科为计算机软件专业）本科生（这里说“正式招收”，是因为在1984年我们就试办过计算机软件专业。不过，那是从1982年入学的计算数学专业本科生中分出20名学生，这些学生从三年级开始改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的相关课程。他们按计算数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学习了两年，又按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教学计划学习两年。由于在入学时注册的是计算数学专业，所以在他们的毕业证书上，主修专业还是“计算数学”专业），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就获得了计算机学科的第一个二级学科（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我校因此成为当时全国15所煤炭高校中唯一一所有计算机学科硕士点的学校。在山东省，我校则是继山东大学之后获得计算机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当时和我校同时获得计算机学科硕士点的还有山东工业大学）之一。一个学科在本科招生后四年就被批准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我个人认为，这同当时计算机界的许多老前辈和知名专家（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对我校计算机学科的情况比较了解有关。
那时候，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最终审批权都归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我们的申请在煤炭部学位委员会获得通过以后，为了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专家组的专家对我校计算机学科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拜访了部分专家组成员。不能当面拜访的，我也一一给他们写信介绍我校计算机学科的情况，并寄上相关的附件材料。时任南京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徐家福教授是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专家组组长。我去南京拜访了他。当我到他家一见面作自我介绍时，他抢着说：“我知道你，你是山东的，搞Petri网的。”他的一句话，让我一下增强了自信心，十分从容地向他汇报了我校计算机学科的情况，他也专心地、耐心地听我介绍，并收下了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材料。当我告辞时，他说了一句：“你们做得不错”，并坚持要把我送到他家的院子门口。
在学科建设中给予我们支持、指导和帮助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专家组成员还有北京大学的杨芙清（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董韫美（中科院院士）、李国杰（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的陈火旺（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的康继昌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孙永强教授等。
杨芙清时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她是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专家组副组长，从第四届以后她任专家组组长。我校申请计算机应用硕士点时，我们（袁云耀教授和我）去拜访过她。她当时就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从那时开始，我们每次申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授予权时，都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江南（中国）成立后，我校在原有的应用数学与软件工程系的基础上，成立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我们（王明镇副校长和我同行）去北京请她担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她高兴地接受了聘请。2011年江南（中国）举行60周年校庆时，她还应邀到青岛校区参加校庆活动。
康继昌教授时任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我们申请计算机应用硕士点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介绍我校计算机学科的基本情况，并寄上相关的一些附件材料。对于不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员，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当时的时间和经费不允许我们跑遍全国去拜访每一位专家）。我寄出这些信，并未指望专家们给我回信，只是希望他们事先（开评审会之前）看一下我的信和附件材料，对我们的情况有所了解（评审会开会时，申请材料多而时间紧，每位学科评审组专家不可能有时间看过所有的申报材料。据了解每位评审专家只分工负责看其中一个二级学科的申报材料，对其他二级学科申报单位的情况，通过听其他专家的介绍来了解）。然而，康继昌先生看过我的信和附件材料后，给我写了回信。信中对我校计算机学科的情况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我们学科建设今后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很中肯的建议。康先生的做法使我大受感动，我认定他是一位乐于提携后来者的计算机前辈，从此常为学科建设的事去拜访康先生。每次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在我还不是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参加他的研究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让我提前了解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有关事项。
董韫美当时是《计算机学报》的主编。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受理第六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申请时，我校申请了计算机科学理论（二级学科）专业硕士点。为此，我去拜访了董韫美先生。当我自我介绍说我叫吴哲辉时，他就打断了我的话说：“啊，你就是吴哲辉，我知道你，你在计算机学报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了。”接着又说“你们山东矿业学院还有几个人也都在计算机学报上发表过文章，都是关于Petri网的。看来你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做得不错，而且有特色。他的话让我一下子感到相互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得以从容地向他介绍我们学科建设的各方面情况。当年，我们的申请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这样，我校便成为当时山东省唯一一所有两个计算机科学技术二级学科硕士点的高校。当时山东省还未有一所高校有计算机学科博士点，除了我校有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外，有一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的学校有四所：山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石油大学和海洋大学。
孙永强当时是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李国杰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他们对我校计算机学科的学科建设也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1998年，上海交大计算机系聘我为兼职教授，1999年又聘我为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的兼职博士生导师（说明：计算机科学技术一级学科原划分为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计算机科学理论、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器件、计算机软件和计算机应用；后合并为三个二级学科：计算机系统结构与器件、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2001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聘我为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这样，在我校尚未获得计算机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时候，我就有机会通过上海交大和中科院计算所招收和指导了三名博士研究生。这为我校后来申请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博士点增添了一份有利条件。
四
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得到过计算机界许多老前辈和知名专家的帮助。对于计算机学科本科生来说，除了相关课程的学习、相关的实验和程序设计实习以外，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我们希望邀请一些知名专家来做学术报告，以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杨芙清、康继昌、孙永强几位知名教授都应邀为我校计算机学科的师生做过学术报告。
1993年，我校承办了中日合作主办的“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国际学术会议。杨芙清院士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做大会报告。会议期间，我请她给我校计算机学科的师生做一个学术报告。由于当时我校计算机学科的研究生还很少（不足20人），该学科的教师也不多（30人左右），听报告的主体只能是本科生。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杨芙清对我说：“我在北大都很久没有给本科生做报告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在北京大学她若做学术报告，听报告的对象也至少是研究生。我想了想后说：“杨老师，您在我校做个学术报告，要比在北大做报告作用更大。”她问：“此话怎讲？”我说：“北大的学生听知名专家报告的机会很多，多听一个，少听一个只是量的区别。我们的学生听知名专家报告的机会少，您给他们做个报告起到的鼓励作用当然就特别大，对有的学生来说，可能影响他一辈子。”杨芙清听了很高兴，答应给我们的师生做一个学术报告。报告中还特地介绍了她主持开发的“青鸟系统”（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康继昌教授和孙永强教授都是应邀专程来我校给计算机学科的师生做学术报告的。他们的报告或介绍了计算机硬、软件的发展方向，或描绘了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前景。他们的报告都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对我校计算机学科人才培养的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表现是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在取得计算机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前，我校计算机学科的硕士毕业生里有相当一部分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几个相关研究所的博士生。这一方面是我们的硕士毕业生在博士生入学考试中取得了好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些研究所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对我校计算机学科的硕士生的质量比较放心。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当面对我说过：我校送去学生“基础扎实”。中科院软件所的一位博士生导师还表示，他愿意招收我校做Petri网研究的硕士毕业生为他的博士研究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前几年的十年间，我校计算机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有近三十人（其中我本人指导的硕士毕业生就有十多人）。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去读博士学位之前就是我校青年教师。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校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大大充实了我校计算机学科的师资力量。
通过蒋昌俊和傅游两人的成长过程，可充分体现出在我校计算机学科青年教师培养过程中所得到的支持和帮助。
1984年3月，我做访问学者两年期满回国（并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整）后回校工作。张孝令（他当时是基础部主任，计算数学专业负责人；1985年，我校应用数学与软件工程系成立时，他是第一任系主任）就向我提出要从计算数学82级的学生中，抽调出一部分学生试办计算机软件专业。开设计算机软件专业，是我们的初衷。当年他们（张孝令等）鼓励我报考出国访问学者，就是希望我学成回国后，在我校领着开设计算机学科的相关专业。不过，为什么要从计算数学82级抽调部分学生试办软件专业呢？原来，1984年的招生计划早已上报主管部门，计划中并没有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招生名额。出于要尽快在我校开设计算机学科专业的心情，张孝令产生了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得到当时校领导的同意。这样，就从1982年入学的计算数学专业中抽调出20名学生，从1984年9月（三年级第一学期）开始学习计算机软件专业的相关课程。蒋昌俊就是这20名学生中的一位。这批学生还是按原计划于1986年暑假前毕业。蒋昌俊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时留校当教师。
1988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给出了一个临时政策（只执行了一年）：一些在某学科尚未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若已具备培养该学科研究生的条件，也可以招收研究生。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已有该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在这些研究生毕业时，为他们组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并对答辩合格者授予学位。当时，我校数学学科和计算机学科都还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但出于培养青年教师及其他方面的需要，我们希望那时能招收这两个学科的研究生。于是我们找到山东大学，请他们给予支持和帮助。山东大学同意为我校这两个学科招收的研究生（在他们毕业时）组织论文答辩并授予学位。就这样，我校的数学学科和计算机学科于1988年共招收了四名研究生，其中我招收了两人：蒋昌俊和王美琴。他们当时都是我校计算机学科的青年教师。1991年他们毕业时，我校的数学学科和计算机学科都已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因此，我们并未请山大为他们组织论文答辩，而是由我校自己组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并授予硕士学位。不过，在蒋昌俊和王美琴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我还是聘请了山大计算机系主任来当答辩委员。可见，蒋昌俊等之所以能在1988年读上研究生，并于1991年获得硕士学位，固然是由于正好遇上国家教育部门当时的特殊政策，然而也要感谢山东大学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1992年春，我校进行了一次职称评审。蒋昌俊于1987年（转正时）定为助教职称，1988-1991年读研究生。由于读研究生期间他也承担了部分教学工作，正常情况下，这次申请个讲师职称也是合适的。然而，另一方面，他自1987年起就参加了两项（由我主持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并以第一作者身份（或独立）在《科学通报》《软件学报》《计算机学报》《通讯学报》和《计算物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八、九篇。这样的成果是当时一些申请副教授或教授职称的人也相形见绌的。当时的人事处长周建发看过蒋昌俊的申报材料后，做出了一件“不拘一格”的好事。经校领导同意，在周处长的运作下，那年蒋昌俊从助教晋升到副教授。那时候，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评审的最终审批权在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也就是说，蒋昌俊当年的职称晋升，不仅在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得到通过，也得到山东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批准。事实上，省高评委下属的电子信息学科评审组的专家对蒋昌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事后，该评审组组长王敏（时任山东轻工业学院院长）对我说：“你的学生蒋昌俊真厉害，我们评审组全体成员都很服气。其中有两位评委还提出一步到位给他评个教授，因为当时有些申请教授的人的材料还不如他的过硬。”我说他大学本科毕业还不到六年，评个副教授已经是对他很大的褒奖。一步到位评教授，对他今后的发展不见得起好的作用。王敏说他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最后一致同意给他评副教授。
同样在1992年，蒋昌俊报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看了他递交的材料以后，自动化研究所招生办公室人员对他说，像他这种情况（指已发表过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果能找到两位博士生导师推荐，可以免试。自动化研究所的疏松桂和郑应平两位博士生导师都很乐意为蒋昌俊写了推荐信，并争着要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这样，蒋昌俊就被中科院自动化所免试（免笔试，只进行了口试）录取为研究生。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他每年都回校承担部分教学工作。1995年，蒋昌俊获得博士学位回校工作。当年，经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批准，他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7年，我国开始“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每年从前一年毕业的全国各高校、各科研所的博士生中，评选出100篇优秀的学位论文。当年作为开始评选的第一年，参加评选的就不只是前一年毕业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而是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实行学位制度、并开始招收博士以来，已毕业的所有博士的学位论文。因此，“首批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比起后来每年评出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更有挑战性。蒋昌俊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上全国“首批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据了解，中科院自动化所毕业的博士生中，被评上全国“首批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就此一篇。后来，在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基金的资助下，以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结合后来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为蒋昌俊出版了专著《Petri网的行为理论及其应用》。
获得博士学位不久，蒋昌俊又联系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要师从该所所长李国杰院士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当时我校计算机学科师资十分紧缺（那几年计算机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较大数量增加），我希望他能回校做两年教学工作后再去做博士后。他说他可以一边做博士后研究，同时每学期回校承担一门课的教学工作，我问：“你的导师李国杰能同意吗？”他回北京找李国杰商量，李国杰竟然同意了他的意见。当时我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后来不久，我系另一位计算机学科的青年教师联系到一个名牌大学做博士后。由于师资确实紧缺，我同样希望他先在校承担两年教学工作，或者同蒋昌俊一样，做博士后期间，也回校承担一些教学工作。那位青年教师把我的意见告诉那位博士后导师以后，竟引起那位导师的极度不满。他帮那位青年教师联系了一位外国专家，让他到国外去做博士后去了。通过这两件事一对比，我才感觉到李国杰院士的宽广胸怀，感谢他对我校计算机学科青年教师培养的支持和帮助。博士后出站不久，蒋昌俊被评为杰出青年科学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的资助。
1999年，蒋昌俊调到同济大学工作，尽管在那里他先后担任过系主任、院长、副校长和（东华大学）校长等职务，但他并没有放松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他在同济大学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科研团队。继续开展Petri网理论研究的同时，他组织科研团队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科研项目进行攻关，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2021年，蒋昌俊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内计算机界的老前辈和知名专家对我校计算机学科青年教师培养的无私帮助的另一个例子体现在傅游身上。傅游1991年毕业于我校应用数学专业。那一年，恰逢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点第一次招生。她报考了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成绩合格（每门课的考试成绩及总成绩都达到或超过国家教委规定的分数线）。但那时候我校研究生的招生名额比较少，计算机应用硕士点的合格生源比分配到的录取名额还多两人。作为新上的硕士点，我们希望对所有的合格考生都作出让他们较为满意的安排。因此，决定对其中两名考生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的两人中，有一名是傅游。之所以没有让傅游当年入学而保留入学资格，主要基于下面两点考虑。一方面傅游是我校的本科生，而且她报考的指导教师是我，做说服工作比外校学生要方便些；另一方面，傅游读本科时是学生干部，而且是共产党员，当时我系的辅导员缺编，我们决定让她留校先当一年辅导员，一年后再转读研究生。傅游很高兴地接受这种安排。
然而，1992年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点的合格生源（加上保留入学资格的两人）还是比分配到的可录取名额多。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教学管理部门的同志找我商量：是否可以把一些合格考生送出去，送到计算机学科力量强的学校，请人家代为培养，就说请人家帮忙培养师资。我说这个想法虽然很好，但估计不容易实现。原因是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两门专业课是由各校自行命题的，我们是新上硕士点的学校，人家（指计算机学科力量强的学校）能相信我们的合格考生的质量吗？研究生管理部门的同志说：“可以试试嘛！”并说由他们负责找学校联系。我说“你们要试，可以找一下西北工业大学，通过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教学管理部门找一下康继昌教授。”
我之所以让他们去找西北工业大学，找康继昌教授，就是因为两年以前我们申请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我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专家写信时，收到了康先生的回信。当时，为了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的专家事先了解我校计算机学科和数学学科（那时，我们还申请了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的硕士点）的基本情况，我分别给这两个学科的二十多位评审专家写了信介绍情况，康先生是唯一给我写了回信的一位（如前所述，我写信时也没有指望那些专家给回信，因为他们都很忙）康先生在回信中对我们给予的鼓励和指导，使我感受到他的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认定他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前辈。果然，不久我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就接到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管理部门的回信，同意接收傅游为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的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就是康继昌教授。
康继昌先生是我国计算机学科的第一代教育家和科学家，原先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后来才到西北工业大学。他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机载军用计算机和第一台机载火控计算机。后来，他主持承担的科研项目也大多是专用计算机的研制。能够师从康继昌教授，是傅游的幸运。然而，作为应用数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要跟随康先生学习，并且要参加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傅游的专业基础是有一定差距的。不过，在康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傅游克服了各种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按时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她回校参加教学工作。三年后，她又报考了西北工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并成为康继昌教授的得意门生之一。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傅游回校成为我校计算机学科的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