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江南（中国）是由原来的山东矿业学院、山东煤炭教育学院（泰安煤炭工业学校、山东煤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的。我生活的这个院子，就是当时的山东煤炭教育学院（泰安煤炭工业学校、山东煤矿干部学校）的校园。这个校园小巧精致，风景秀丽，如同美丽的花园一般。
然而，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到，这个美丽怡人的校园在建校之初，是何等的荒凉。1980年3月省煤炭局同意在这个地方建校后，学校成立了筹备小组，人员由省煤炭局从直属单位抽调组成。经过反反复复与地方政府、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拉锯战”，5个月后，才算把征地的手续办好。1980年8月，筹备小组正式进驻粥店凤凰岭。凤凰岭听起来是一个很富有诗意的名字。但当时岭上除了深沟高崖、没有人管的公墓，就是小片的薄地。岭上仅有的几个建筑，除了养兔子的 4间小屋，就是一个拖拉机棚子，棚子北墙根长了一棵野生的臭椿，算是全岭上独一无二的树木。就在这片荒山野岭上，学校的创业者们开始了学校建设之旅。
当时对学校建设提出的要求是 3年完成基础建设，5年形成规模。学校开办面临很多困难，人、财、物都有很大缺口。一是人力严重不足—施工力量不足，管理人员不足，技术人员不足。当时教育行业的地位不高，教师的工资自然也不高，很多大学毕业生都不愿到学校工作，调人到学校比较难。二是资金紧张，基础建设和学校发展方方面面都需要钱。三是物资紧张，改革开放之初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都比较紧张，不能满足基础建设的需要。四是万事开头难，天时、地利、人和及各种关系都亟待打开局面，有待理顺，急需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秩序。
第一批到达这里的创业者只有 100人左右。那时条件很苦，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大家自己搭起窝棚，住在当时那个停拖拉机的场地中。现在泰安市发展很快，到处都是柏油路和高楼大厦，可是原来从老汽车站一直到我们学校这一段路，周边只有一个小村庄，沿途全是玉米地、小麦田、小河沟，根本没有公共交通。我每次都是从老汽车站跑到学校。
然而，最困难的不是这些。1980年11月底，省煤炭局通知学校筹备小组，国民经济调整，压缩基本建设，省煤炭局把学校的建设项目从第二年的计划中削掉了。这让刚刚热火朝天上马的学校建设陷入了绝境。项目被削掉，再恢复不知何时。筹备小组的同志人心惶惶，连周围的农民都趁火打劫。一位老同志曾回忆说，一个挖大粪的村民问筹备小组人员什么时候走，他要在学校院里积肥。村里还有人怕学校无法付征地款，几次把校园连接公路的临时通道挖断，逼学校还债。据筹备小组负责人刘炳南（当时他是我上学时的辅导员，也是学校的筹建者和开拓者）同志回忆，那时他正患一种不知名的病，半个脊梁痛。用拖拉机棚子改成的屋，风一吹，屋顶上的雪花就刮进屋里来。夜里很冷，身上更痛，翻个身要先坐起来才行。晚上睡觉要把身子紧贴在临时垒的火墙上，白天要在大衣里边脖子上挂个热水袋，可谓狼狈不堪。加之不断有人来逼债、骚扰，真如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
学校要建下去，就要克服这些内忧外患。于是，筹备小组开始了南征北战，一次又一次地跑济南，找各路领导，其中甘苦，自不待言。最终，经费一点点地流入了基建账户，终于勉强支撑学校度过了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事后，省煤炭局的一位局领导曾对同事说，“刘炳南见人就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地说起来没个完，是个‘三皮’干部。我看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从那以后，“三皮干部”“三皮精神”就成了学校创业者们的代号。为了解决学校建设中方方面面的困难，学校的创业者们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体人员扑下身子、放下架子，费尽心思、跑断腿，不怕看脸子、不怕碰钉子、不怕扒门子、不怕使绊子，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只要能把事情办好。当年和学校筹建处工作人员打过交道的上级部门和地方部门的领导、同志们都深有感触，他们都说：“你们筹建处的同志责任心太强了，工作热情太高了，人人都很‘皮实’。”筹建处的同志也自己总结说：“别人夸我们‘皮实’，那是褒、贬的意思都有呀。”
正是在这种执着的“三皮”精神的激励下，学校建设得又快又好，做到当年建校当年招生，3年之后达到招生设计规模。后来，学校建筑群被评为“十佳工程”并受到省煤炭局的表彰。
选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讲述：油遂起 整理：孙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