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83年进入教务处，先后担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连同以后分管教学工作的时间，前后加起来超过20年。我在教务教学管理上紧紧依靠各院系，调动管理部门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虚心学习、继承本校以往和兄弟院校的经验，从我校实际出发，勇于改革创新走自己的路。在学分制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学分制）、考试管理改革、学籍与成绩管理、教学质量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给予肯定，师生普遍认可，兄弟高校来取经。1992年，我校教务处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先进教务处”和“全国教材管理先进单位”。
很多事情经常想起，不能忘怀，其中有一件事我记忆特深，因为那是我和教务处全体人员、学校学团部门、各院系领导、院系学生管理人员，尤其是全体英语教师以及历届本科班成千上万的学生共同奋斗10余年的一件事，那就是“齐抓共管，共创辉煌—我校四级英语统考10多年连创佳绩”的故事。
那是1987年第一次组织本科二年级下学期四级统考，在第一次全国性统考一门课程中，我校通过率达40%，大部分学校则在10%以下，此后我校通过率更是直线上升到60%、70%，扩大了学校的影响，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1991年以后，连续稳定在90%以上，最高时达94%。此时，重点院校仅到60%，全国平均40%，一般院校更低。当时我校仍是煤炭工业部部属高校，煤炭院校通过率更低，我校遥遥领先，其他高校都表示怀疑，不相信。我校成绩突出到什么程度，1990～1995年，我校通过率在92%～94%，我大儿子在清华大学就读，清华大学通过率为90%多、优秀率85%，我校的通过率和清华大学比，大体持平，但是就优秀率而言，清华大学85%，我校只有20%，不过我们创造的英语学习氛围好，在学校固定的时间点统一播放录音。很多学校到我校来考察、学习、了解，当得知我们齐抓共管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时，大家都从相信到信服，最后都很佩服。
一时间我校在煤炭系统十几所高校中名声大振，都知道山东矿院学生英语统考成绩好，煤炭工业部科教司也表示原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居然是真的。在山东省我校不算是最高的，是比较高的，受到一致赞扬。外语协会、省教育厅都认为我们不容易，生源不理想，录取分数低，矿业类院校录取情况都是每年等到最后接受调剂，而第一志愿填报、录取的则很少。
我国学生英语基础差，为适应改革开放对人才的需要，全社会掀起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招聘考外语，晋升职称考外语（中级、副高、正高职称都要考），出国考托福、雅思和GRE等，总之要想进步、提高，就要学外语、考外语，外语成绩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有的老师就因为外语通不过，一辈子停留在中级职称，甚至退休后还参加职称外语考试。因此国家四级统考从1987年开始，从1985级学生开始统一考试。
由此，英语一次通过率成了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各省教育厅十分重视，外语学会组织活动、交流、通报、比较；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明确规定四六级成绩、证书、分数，当时形成了一种极端重视外语的氛围。
取得如此突出成绩的原因可以概括成两句话、八个字：全校“齐抓共管”，师生“齐心协力”。
全校上下，以教务部门、学团部门为主，到各院系行政、学生，制定了政策和相关管理规章制度，想方设法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全体任课教师刻苦努力，学生积极配合响应。
采取的具体措施是：
（1）50分政策（校内政策，与学位挂钩）见奇效。当时之所以采取这个政策，是基于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英语基础差，入学初相当一部分不足50分，严重影响通过率。按60分授予学位，会使一部分学生可望而不可即，失去信心。因此我提出校内政策，50分算通过，校内认可。这一措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树立了信心，在争50分的过程中，不可能留劲儿，相当一部分学生冲上了60分线。
（2）重点关注两头。一是上头，意即好学生，由此提高优秀率；二是下头，指的是50多分、55分上下，甚至57分、58分的这一部分学生，属于推一推、拉一拉就能上去的这部分学生，所占比重也不小。
（3）采取了强力有效的激励机制。一是为外语教师正名。当时外语工作量系数为0.8，老师有怨气，感到低人一等。改为与其他课一样，而且统考成绩较好，就将系数加到1.1，且与职称挂钩。如此一来，外语教师再苦再累也无怨言，上课都提前15分钟到，涌现出柴之良、张树臻等一批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二是每年召开一次统考总结表彰以及动员大会。每次开会我都出席并讲话，公布各院系成绩名次，公布优秀奖、进步奖名单，重奖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优秀组织单位。取得统考第一名的教师工作量系数提为1.1，统考第一名的系、班级和统考优秀个人均重奖，还颁发统考进步奖。三是召开教师工作会议。颁发各单项奖，涉及管理人员、学团部门、院系教务员等。
全校定时广播外语学习节目，辅导员、班主任全力支持、广泛发动，创造良好的考试条件。
通过这些举措，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好局面，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管理是保障服务（当然也包含监督、制约、制定政策等）。
当时，也有争议。全校都动起来了，学生热情很高，形成了学习外语的热潮，的确也占用了大量时间，很多课余时间都被占用了。几个系主任提出异议，这样做合适吗？我力排众议，提出在当时学风浮躁的背景下，抓英语统考起到了抢回被荒废的时间和正学风的作用。因此，经过争论，在抓统考问题上，全校上下认识一致，没有杂音。
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积极作用和效益：一是对于就业来说，学生可以凭证就业；二是学生考研有了资格；三是学校声誉大增；四是打下了良好基础，长期受益。有力的证据是，1989年政治风波，学生一哄而散，全部离校回家了，各单位催不回来，此时正值四级统考的时间，国家统考肯定无法进行。我当机立断提出，我校统考如期进行，如果缺席，将没有成绩。结果学生全部返校参加了考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全国重视、高校重视，经过 10多年的重点培养，外语人才稀缺的现象得到极大改观。国家对四六级考试改变办法，不再通知分数，减小竞争，减轻压力，允许多次考试。我校1995年一次通过率在87%多，基本稳定，毕业之前少量未通过。每年学位委员会开会，教务部门提出一个比例，因外语而不能获得学位的人数控制在1%～2%。
选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讲述：王明镇 整理：田静 李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