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选拔万名优秀人才出国访学，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第二批派出人员公派留学了。这次，煤炭系统分配到了82个名额，选拔考试以专业成绩为主，英语为辅。其中，计算机应用学科选拔3人。当时，学校有两个人报名，一个人是我，一个是李文忠（李文忠后来调到南京东南大学）。
公派留学的信息是张孝令老师告诉我的。当时，学校的第一台计算机和相关材料刚刚到校，机器还没有安装。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台机器，我把材料从泰安带回了济南的家里，在家阅读计算机资料，也可帮忙做点家务（当时孩子才两岁多）。一天，张孝令老师从泰安回济南到我家，说现在公派访问学者正在报名，你去考吧！我第一反应就是犹豫，一则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二则因为我接受了两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安排，而且都是大三大四的重要课程；三是因为我担任着学校计算机筹备组副组长，此时TQ-16计算机刚刚接回来，还没有安装调试。我要是出去了，这些事情怎么办？了解了我的想法，张孝令说，我已同臧桐村老师（计算机筹备组组长）商量过了，他也支持你去，你的工作我们顶起来，你放心去考。我思考再三，终于报了名——我们学校报名的一共有二十几个人。
计算机应用学科的选拔考试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进行，主考官是高福林。考题难度略低于现在本科教学要求，但那时计算机水平普遍较低，我依然感觉很难做——凡是属于软件的我基本都会，外部设备的知识我不懂，做不出来。最终，我的考试成绩是60分左右，被录取了。录取的3人中，最高成绩是78分左右。包括其他学科在内，我们学校这次参加考试的，一共录取了6人——后来又补充了一个名额，一共7人。录取后，我们就去北京学英语，我学了将近一年，才考过了出国人员英语分数线，获得出国资格（我们学校的7人中，有5人通过了考试）。
我留学的学校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我1981年12月底出发，到纽约时正好是圣诞节。在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办处住了几天，然后从纽约乘机飞到芝加哥，到芝加哥分校已经是1982年初了。留学期间，我的工资照发，国家还发给我在美国的生活补贴。当时我的工资是59块钱，在美生活补助400美元。国家要求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从生活补助中扣除20美元给我们购买了医疗保险，如果生病，全给报销。
出国前参加专业考试时，主考的高福林问我到美国想学什么，我说想学现在中国没有的东西，学一些新东西回来。他建议我到美国各个矿转一圈，把解决矿山问题的计算机程序搜集带回来。但是，了解了美国的详细情况后，我没采纳他的建议，而是选择了学习和研究Petri网（离散并行系统）。Petri网是20世纪60年代由卡尔·A.佩特里提出的，适合于描述异步的、并发的计算机系统模型。
关于Petri网，当时中国计算机界大部分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国内最早学习和研究Petri网的有3个人，除了我以外，另外两人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院计算机科学研究室陆维明和袁崇义老师——后来我们3个人发起成立了Petri网研究会，也就是后来的中国计算机协会Petri网专业委员会。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7年7～8月在泰安山东矿院召开。1987年11月，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在福州召开，我应邀在会上（软件分会场）介绍了Petri网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动向。这也无形中扩大了我们学校在计算机界的影响力。
在美国，未接触Petri网前，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知识，看资料、看书、看论文。有一天，导师TadaoMurata安排我帮他批改图论课作业。所谓批改作业美国同国内是不同的，老师并不一一批阅，而是把作业收齐后登记好名字，然后记录好做了几道题（这是给学分的凭据，至于对错不用管）。不过，对这些题我要做出一个答案，并把答案复印两三份送到图书馆，供学生查询核对。学生如果想知道作业答案就到图书馆借阅自行核对。我在解答作业时，曾发现导师选用的教材中，大概有八九道题是错的。我跟导师讲了这件事情，导师说，他之前也发现了部分问题，但由于题目没看全，所以，发现的问题不如我完整。导师惊奇地对我评价说：你的水平可以呀。
伊利诺伊芝加哥分校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学季，夏学季补课，其他三个学季修学分。到春学季招收研究生时（1982年4月初），导师TadaoMu鄄rata想推荐我，就领取了硕士研究生的报名表，写上我的名字。他把表中四五项推荐人评价都填了“优秀”，并对我说，剩下的你自己填吧，报名录取后你就可以读硕士了，我做你的导师。他还告诉我应该修哪些课、怎么修课，并说：“我给你教授的三门课你肯定能得A，其他的你好好学一年后肯定能拿到硕士学位，然后再去读博士！”我犹豫再三后跟他说，我没钱呐，国家只给两年学费，现在只剩下一年半了。导师帮我想办法说：“国家给你的钱用完后，我给你申请教学助理或者科研助理，可以挣到钱。”来美国前，我没有想过读学位的事情。跟我一起出国的人对我是否读研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支持——读！为什么不读啊，多好的深造机会！另一种是反对——回去吧，国家需要人，家里老婆孩子也不容易啊。我拿不定主意，但基本上还是倾向于不读。
于是，我写了四封信，分别寄给国家教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学校和夫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夫人在回信中说：“再难我都顶着，你就去读吧！”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回信说，国家送你出来做两年访问学者，望你按时回国服务。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不读学位，所以就谢绝了导师的好意，告诉他我不读研究生，还是做访问学者。为此，他还不高兴了两三周时间。出国第二年，我就把精力放在做论文上，并做了四五篇论文。导师依然对我很好，经常会给建议，一见面就问：论文有没有新的想法啊？每隔一两个星期他就拉我到唐人街去吃午饭、聊天，每次都是他请客。学习结束时，导师给学校（山东矿院）的校长写了一封信，说吴哲辉没有读博士学位，但是他在这里做的工作、发的论文，已经达到博士的水平。
2005年，信息学院成立20周年庆典。有学生在会上问我，“吴老师，听说在国外有人让你继续攻读学位，很多人直接留在国外不回来了，你怎么跑回来了？”我说我是国家公派的，是肯定要回来的。其实，我心里还有三笔账没说。第一笔账是，我出去，除去工资照发，国家每个月补贴400美元，一年合计4800美元，两年共计9600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为两万元人民币。我当时的月工资是60元。两万元人民币，是我二十五六年的工资。国家给我这么多的支持，我怎么能不回来呢？第二笔账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很多人一起建设新专业，别的老师还顶着我的课，等我回来办计算机专业，我能不回来吗？我能丢下他们不管吗？还有刚购进的计算机是我们跑北京弄来的，计算机筹备组的同事保证我出国的时候机器正常运行，到我回来时再把机器交还给我，我能不回来吗？第三笔账是，儿子1977年出生，我出国时他才4岁，1984年我回来时他已经上小学了。我爱人自己一个人在家顶着，我能不回来吗？从现在年轻人的角度，也许不好理解，但在那时，我是不可能有第二个选择的。我们那一批人中，没回国的基本是自费的，绝大多数公派访学的，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吴哲辉 整理：秦昌盛 孙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