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被罗织罪名，被迫到安徽白湖农场劳动长达2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终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1979年年底，淮南市人民法院撤销了我的冤案，我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回到了山东矿业学院，恢复了我的原工作、职务、级别和一切待遇，先后负责函授教研室、高教研究所的工作，主持编写《矿业教育研究》。
除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我还承担函授站点的面授教学工作，经常一个人到各地函授站点面授教学，途中劳累且不说，还经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自然会及时主动地施以援手，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也往往要“管”，甚至冒险抗争。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见人摔倒了不扶，遇到不良现象与违法行为，谁都不出来管，那社会将成为什么样子？！
1989年春夏之交，我从枣庄函授站讲完课返校途中，发现街上贴了一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有不少人在围观。
贴大字报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我不能不管不问。
于是，我持“代表视察证”找到当地的派出所，向派出所指导员反映，不能让大字报继续发挥不良影响。指导员说：没有接到上级有关指示。
我表示由我个人出面，一切后果由我个人承担，只要求派出所派人到现场目睹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依法做出处理。
当派出所指导员看完大字报后，我请他退到一旁，我向围观大字报的人高声说：“我是省人大代表，山东矿院副教授。这些大字报上街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大字报的内容是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只能扰乱人心，扰乱我们薛城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所以我要把它撕掉。”
我再次把我的代表证给指导员看，请他记下我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并表示一切后果由我个人承担。然后，拨开人群，当众把大字报撕了下来。
1992年5月16日，我在淄博讲完课，从车站坐上前往济南的长途客车返校。车厢里坐满了人，行驶到中途，几个装束不同的人开始设下赌局，一会儿的工夫就把一个腿有残疾的小伙子（后来得知他来自济南）身上的钱骗光了。这伙人并不收手，见没有人再上当，便强拉乘客赌博，强拉不成，就开始直接掏乘客的衣兜。这已经不是行骗，而是抢劫了。
“赌博本来就违法，但你们现在属于抢劫，抢劫属于更大的犯罪。”
我的话刺激了那两个小伙子，突然间围上来三四个人，一下把我薅起来了，骂我“老家伙找死”“多管闲事”，他们揪着我的头发，抽出了刀子——危急之下，我把拓有国徽的人大代表证——一个红色的本本，掏出来，对着歹徒高高举起，大声呵斥：“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我是谁？哪个敢胡来？要赌，随我去山东省公安厅赌！”
他们误以为我是老公安，几个小伙子变得紧张起来，立刻让司机把车停下，惶惶地下车逃走了。
乘客知道我是人大代表后，纷纷反映：从淄博到济南、淄博到潍坊的长途车上，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前不久还有一名乘客被捅伤。大家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严厉打击这伙车匪路霸，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车到济南后，我带着受害人直奔省公安厅，向省公安厅领导做了汇报，建议各级公安机关集中警力打击车匪路霸，加强对司乘人员的法制教育，维护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很快，公安厅领导指派刑侦处的负责同志召集省交通厅公安处和济南市、淄博市公安局及所属县（区）公安局的分管局领导、刑警队队长等研究部署行动计划，抽调骨干力量，在淄博到济南沿线主要站点架网守候，或化装跟车侦察，一举打掉了这伙车匪路霸，9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案件侦破后，公安厅领导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由于您对人民负责，及时反映了这起案件的线索，协助我们查获了这个犯罪团伙，为民除了一害，特深表感谢！”
1993年，泰安市委、市政府给我颁发了“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奖状和奖品。
我曾经连续当选山东省第七至第九届人大代表，即使退休后，仍时时处处不忘使命，努力发挥应有的作用。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我“爱操闲心管闲事”。可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社会肌体受到侵蚀，人民安全受到威胁，社会良俗受到破坏，这一切绝非“闲事”。平日里我和同事、朋友们交谈，大家对那些明哲保身、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的人，都深恶痛绝。关键是愿意不愿意、敢不敢挺身而出。实践证明，只要每一个正义、善良之人都能够发扬正气，邪恶势力就会收敛、低头，国家和社会就会更加健康和谐地发展，人民就会享受更多的福祉。
选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讲述：战守嵘 整理：信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