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45年，祖籍合肥，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采矿专业，毕业后，分至江西省万载县一个煤矿，在煤矿工作了整整10年。1979年9月，考取山东矿业学院研究生，师从宋振骐教授。1982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
致力工程理论和特色学科的发展
我校历来把矿业工程学科列为重点学科。学科工程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煤矿开采活动无不与矿山压力息息相关，矿山压力是采矿工程学科的学科理论和支撑。
20世纪70年代开始，宋振骐教授在研究开滦林西煤矿三个钻孔岩层移动以及综采支架使用情况的资料后，摆脱了苏联专家的理论束缚，逐渐形成并提出了“以岩层运动为中心的矿山压力理论体系”。但是上述理论体系尚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深入和完善之处在于：要夯实理论体系的基础，包括数学、力学基础和实践应用深度基础两个方面，特别是对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要从上述两个方面予以验证，才能得到同行和广大煤矿现场的认可。
作为山东矿院和宋振骐教授的第一届研究生，从矿压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实际出发，我有责任在继承和发展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经与导师多次讨论，我的硕士论文毅然选择了“以岩层运动为中心的矿压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力求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论文研究力求立足在当时学术前沿的高度，应用最先进的手段进行研究：一是创造性地建立了能够描述采场推进过程中上覆岩层运动和支承压力分布动态变化的弹塑性力学模型；二是运用我校首次安装的也是国产第一代TQ计算机进行课题的有限元数值模拟研究；此外，还辅以相似材料模拟研究。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的主要成果与导师一起联合发表在《煤炭学报》1984年3月第1期《采场支承压力显现规律与上覆层运动的关系》。有关研究成果深入地揭示并验证了采场推进过程中支承压力分布和显现与其力源（上覆岩层）运动间的因果关系；明确地提出了老顶岩梁端部断裂之后支承压力分布的内外应力场的观点（理论）；应用上述理论成果开发出一整套矿压监测与控制技术和方法，为使采场顶板运动预测预报和控制设计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为矿压控制设计由凭经验定性推进到定量发展阶段提供基础做出贡献；同时，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不畏艰苦，长期身临一线，身先士卒率科研队伍将有关成果在煤矿工程实践中广泛应用，取得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夯实了矿压理论根基，丰富和发展了实用矿压理论体系。实用矿山压力理论体系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理论成果二等奖，本人位列第二位。在综合评述论文的价值时，宋振骐教授深有感慨地对我说：“今后，我们的矿压理论应用更有底气了，更放心了。”
鉴于我对采矿工程理论和采矿学科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在1995年山东矿业学院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庆祝会上，李斌副院长的讲话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院中科院院士宋振骐教授培养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宋扬教授运用有限元、计算机模拟等现代知识新技术和新手段，把宋振骐教授的采矿工程理论，特别是矿山压力及岩层运动控制方面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推进到更深的层次，使传统采矿工程学科焕发了勃勃生机。”
煤矿现场显身手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煤矿安全形势严峻，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百万吨死亡率高，其中顶板事故占大多数。究其原因主要是采煤方法和支护手段落后，当时单体支柱工作面占到70%~80%以上。煤炭部每年召开一次全国煤矿顶板管理工作会议，进行顶板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从大量的煤矿顶板事故分析中，我们认识到发生事故的技术原因是顶板控制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一是不了解“敌情”（采场顶板运动的情况），二是顶板控制方法无针对性，三是控制措施不到位。煤矿现场在呼唤：安全开采必须要有安全开采的工程理论来指导。诞生并根植于我国煤矿安全开采工程实践的“实用矿山压力理论体系”，适逢其时，大有用武之地，我也走上了为煤矿现场服务大显身手的舞台。
我们利用矿山压力研究所承担我国煤炭系统社会组织的平台（挂靠单位）配合煤炭部积极开展工作，我作为矿压所的新鲜血液和骨干，编写培训教材《单体支柱工作面矿压观测研究方法》、在全国顶板会议上发表论文《采场第一次来压阶段顶板事故防治》、在“矿山压力”刊物上发表《顶板事故的类型及其监测》、参与出版著作《煤矿顶板事故的防治》等，为广大煤矿工程技术人员提高安全开采技术提供基础。
我曾多次临危受命去重庆南桐、北京门头沟、广东四望嶂等十多个局矿主持多发性顶板事故控制和采煤方法改革难题，均取得成功，受到煤炭部的赞扬和煤矿现场的欢迎，大大地提高了我校在全国的知名度。
曾隶属于四川省的重庆市南桐矿务局曾是顶板事故十分严重的单位，受到煤炭部的重点关注，限期整改，其中鱼田堡矿是其重点整改单位，该矿4号层在开采过程中，曾在7年间垮面3800多米，1982年底又发生垮面和人员伤亡事故而被迫停产。当时局矿指派矿总工程师黄方国同志到学校请我们去解决难题。我领受任务后，率年轻教师刘军和83届应届毕业生姜福兴等赴矿开展工作。通过综合调研分析，针对鱼田堡煤矿4号层倾角大（36度）、复合顶板和底板松软所发生的压垮～推垮型顶板事故的特点，因地制宜制定了以金属摩擦支柱取代木支柱的顶板控制方案，在原垮塌停产的6401工作面恢复生产，并组织培训矿压队伍，在工作面推进过程中进行连续的矿压观测，及时指导顶板控制方案的调整，并提前8小时首次准确预报顶板来压，争取到宝贵的时间，采取对顶板控制的加强措施，及时撤出工作面内的作业人员，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经过一段开采实践，鱼田堡煤矿4号层支护改革终获成功，达到排除顶板事故的目的，顺利通过验收。由于实现了安全生产，终于摘掉“事故严重单位”的帽子。
北京矿务局的安全开采则更具有挑战性。其位居首都和煤炭部身边，是我国煤炭系统的门面。然而，多年来由于开采方法落后，安全状况又不好，使这颗明珠黯然失色。该局以门头沟矿为代表，开采历史悠久，由于顶板坚硬，采后顶板不冒落，大面积悬顶，危及安全，不得不沿用通过留设煤柱的方法来控顶。在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用房柱法开采，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采用刀柱法开采，并美其名曰：“钢刀切顶”。但是，这些方法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当采后大面积的采空区得不到充填后，随时都会发生大范围区域性垮落严重事故，并波及至地表，同时诱发冲击地压事故。该矿曾诱发过3级地震，北京市内都有震感。因此，无论是从北京矿务局安全开采的自身需要，还是为我国煤炭系统树立良好形象出发都需要进行采煤方法改革，发展采煤机械化。为此，煤炭部有关领导找到宋振骐教授，要其承担北京矿务局坚硬顶板取消刀柱实现长壁式机械化采煤（高档普采）的重任。宋振骐教授点名要我负责该项目现场攻关，我率领研究生翁小华及相关矿压监测仪器使用人员去门头沟矿开展工作。按照以往经验，从矿压培训和观测入手，根据取消刀柱后顶板运动可能出现的险情，制定多套顶板控制方案，然后再根据矿压观测进行适时调整。在实际开采中，当工作面推进到距开切眼49米时顶板即将发生初次来压，我提前16个小时向负责来矿上蹲点的主管生产的梁明忠副局长预报初次来压，梁局长随后组织人员落实来压支护措施和提前撤出工作面作业人员，工作面安全渡过初次来压，预示取消刀柱开采成功。宋振骐教授获悉后，遂从学校发电报给我予以祝贺。
我们在门头沟五层煤坚硬顶板条件下，改革采煤方法，实现了该矿三十多年来取消刀柱使用长壁式机械化采煤的愿望，提高了煤炭资源回收率，降低了巷道掘进率和坑木消耗，并消除了冲击地压隐患，实现了安全生产。后来，煤炭部组织鉴定，我作了总结报告，有位老工人深有感触地说：“日本人在门头沟矿搞房柱开采，苏联专家又搞刀柱开采，我们取消了刀柱实现了长壁开采，还是我们中国人有志气！”当我听到工人们发自肺腑的声音后，感到十分自豪、十分有成就感。
矿压所的“大管家”
1985年，经学校批准，山东矿院矿压研究所成立。矿压所实行产、学、研相结合，为煤矿提供一条龙的服务，在学校的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荣获了全国煤炭工业“双文明红旗单位”和“全国高校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矿压研究所是宋振骐院士的创业基地和大本营，是我校采矿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作为宋振骐院士团队的主要成员，我历任矿压研究室主任兼矿压实验室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等职，在矿压所的建设和教师队伍学术梯队的培养方面起到了中坚和桥梁的作用。当时，矿压研究所里教职工多、研究生多，组成人员复杂，涉及产、学、研，摊子大，最多时达到80多人。我和很多同志一样，以“愿做铺路石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要求自己，并做到身先士卒地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带动和教育周围的同志。
作为副所长，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内善管、对外善战”的多面手，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是对内善管：多年来宋振骐教授南征北战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而难以得到公认和扩大影响力，我就组织大家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包括科研成果的鉴定、报奖等，平时就做好成果方面的积累。参与制定了矿压研究所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教学、科研、开发等方面的制度，使大家凡事有章可循，在全所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积极有序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是对外善战：我始终坚持教学、科研面向煤矿经济建设主战场，坚持为煤炭安全生产服务的方向，身体力行、不畏艰苦，长期率领青年教师和学生赴煤矿一线进行科研开发和技术攻关，足迹遍至全国20多个局矿、30多个工作面，起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排头兵作用。
矿压所坚持“三结合”的道路，为山东矿业学院教学改革作出了贡献，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完成了包括“六五”“七五”等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和多项省部级项目及生产现场的重要课题，争取到了大量的科研和发展资金，装备了研究室和实验室。其中矿压研究所主持的《煤矿矿山压力和顶板运动预测及控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六五”攻关项目《采场矿山压力的预测预报及控制》获国家表彰奖，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煤矿顶板预报与计算机监测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实用矿山压力系列课程教学体系的创建与实践》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多项成果。多年来我一直具体负责实验室的建设工作，经过“八五”和“九五”的努力，顺利通过省级验收，正式挂牌，1987年获得了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作为团队的主要成员具体实施和参与了矿压所人才梯队的培养工作，使矿压研究所学术人才的新老接替实现了平稳过渡。充分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将满腔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投入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干部的管理中去。
从1982年10月至1997年3月，我一直在山东矿业学院矿压研究所工作，历任矿压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总支书记。其中，1987年12月我被破格评为副教授，1989年6月为硕士生导师，1992年12月晋升为教授，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12月，成为学校校内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1997年3月到1999年12月，任学校副校长，兼任学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科大成立后，我担任副校长和党委常委。2000年3月，我入选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任“中国科学中心”副主任。2001年至2005年，任教育部地矿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矿物资源分会副主任。2002年3月，任江南（中国）副校级调研员。2008年12月12日，正式退休。
可以说，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贡献给我国的教育事业，为我校采矿学科建设和学校的发展甘当铺路石，担当起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选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讲述：宋扬 整理：秦晓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