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广西人。15岁初中毕业加入地下团组织，1951年，17岁高中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1954年，从部队转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山西工作。1956年，我参加高考，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1961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
1962年1月，我被组织上分配到山东煤矿学院。当时，我是一名党员，因为有上大学前工作过、还在部队上待过的经历，时任院长刘子光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解放军，需要配备政治教研系主任，于是我又兼任辅导员，又搞教学，还当政治副主任，从 1962 年到 1972 年，一个人身兼数职干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作为国民经济的先行者，地质事业承载了国家繁荣与富强的资源保障和地质服务的责任。这期间，学校的地质教师大都是为采矿、矿建等专业讲授煤矿地质课程。到 1971年，全国教育形势发展很快。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山东煤矿学院开始恢复招生。1971年3月10日，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新的形势下，学校的地质教师们已从事煤矿地质教学多年，并有创办过“煤田地质勘探与测量”专业的历史，积累了一定的开办专业的经验，对煤矿地质与煤田勘探比较熟悉。于是，确定先创办“矿井地质”专业，学制3年。
当时创办矿井地质专业的教师，除我之外，还有林金杰、吕秀岩、蔡捷、李白英、孙士宏、徐榜荣、余德绵等。因此很多人戏称我们是“七八条枪”办专业。其中林金杰、蔡捷和吕秀岩三位老师早已病故，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
由于没有经过统一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基础知识相当薄弱。但老师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认真备课、讲课，从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入手，精心施教。而学员们也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总想利用在校期间多学一些知识。正因如此，学员们经过3年的学习，在学业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许多人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后来，随着专业的发展，地质教师队伍不断壮大，达到18人。
实验室条件也有所加强，而且，山东煤矿较多，学生下井实习比较方便，便于进行实践教学。从1971年开始，地矿系（地质与矿井建设系）与新汶矿务局协庄煤矿建立了矿校联合的关系。两年中先后有10余名教师、70余名学员在该矿实习和参加劳动。
1971年全国教育形势大发展，现场急需地质技术人员。特别是山东省，急需“综合找矿”专业的人才，找到我们，希望为省里培养找矿方面的专业人才。已有的“矿井地质”专业，显得知识面不够宽，不能满足国家的要求。于是，考虑招收“煤田地质勘探”专业。而教师队伍中，有不少是找矿专业的教师，本着克服困难也要创造条件、创办专业的精神，我们开始积极准备创办“找矿”专业。
在学校的支持和山东省地质局的赞同下，我们克服种种困难，上了两个专业——“煤田地质勘探”和“找矿”专业，开始各招收 1个班。
一下子创办两个专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据我们的师资条件来看，有点勉为其难。那时山东矿院没有地质这个专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突然冒出地质这个专业来，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就像很多人质疑的：“七八条枪”办专业。我认为，再困难我们也要上，而且要排除万难办好专业。
我们积极与山东省地质局联系，争取国家地质总局（地质部）的支持，与省地质局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学校作为委托单位，承担为山东省地质局培养找矿人才的任务，地质总局（地质部）承认是其对口单位和专业。随即制定了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学制3年。
为解决师资匮乏的问题，我们群策群力，多渠道想办法。从省地质局地质队调入4位教师；国家地质总局开具介绍信，学校派人到东北、西北野外的地质队，先后调入11位人才担任专业教师；还有高校，像当时的青岛海洋学院、华东石油学院等，我们都登门拜访请教，借调相关专业的教师；从有关地质队、北京矿院等，请来老师讲授相关课程。
我们集思广益，积极解决教材短缺的问题。组织教师自己编写一部分教材，还从北京大学、北京矿院（中国矿大）、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等购买或借阅了部分教材等等。
我们建立了南、北两个野外教学实习基地。一个是安徽巢湖地质填图实习基地，另一个是秦皇岛认识实习基地。大力加强实验室建设。到野外采集标本，购买实验设备以及一些教学影像资料等等。现在学校地球科学馆里的标本，还有我当年采集回来的。
我们也注重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时，我们与江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地质队签署上饶地质普查找煤合同，我们一帮老师带领煤田七四班进行了半年多的普查找煤工作和现场实习；与山东省地质局地质八队签订沂南1∶5万地调合同，6位老师组成地调小分队，带领找矿七五班赴沂南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和现场教学；同时，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协助地质八队办了一所“七二一”大学；为完成沂南1∶5万地调任务，5位老师为时两个月赴安徽、广东等地质队学习、搜集有关资料。
1976年，找矿七五级1班遵照毛主席“开门办学”的指示，实行生产劳动与教学紧密结合的体制，与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实行队校人员混合编队，共同完成沂南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为了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学校还着手在新汶协庄、肥城陶阳、兖州南屯、黄县煤矿、福山铜矿、栖霞铅锌矿、省地质八队、莱芜煤机厂等地建立一批稳定的教学基地。
当时我们去革命老区江西上饶，到煤田地质队了解情况。省地质局地矿八队去沂南办了一个基地，把找矿专业安排在沂南，把煤田专业安排在江西。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在那儿上课，条件很艰苦。我们出去都是自己找住的地方，住很多人一大间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当时山东学生到江西看到那样的条件，都吓坏了，有跑回来的。找矿七五级在沂南实习的时候，那时临沂闹地震，为防震，我们自己动手搭建简易的地震棚，师生吃住都在那里。
经过大家的积极努力和艰苦工作，顺利完成了煤田七二、找矿七二、煤田七四、找矿七五、煤田七六等班级的教学任务，积累了办学经验，进行了实验室建设，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为1977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时我们办专业的时候，国家地质总局比较关注。1977年，全国地质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时全国就山东矿院和山西矿院有“找矿”这个专业，于是就让我们两所学校派代表参加会议。山东省地质局通知学校派代表参会，我有幸作为代表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激励。
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学校划归煤炭部管理，停止了找矿专业的招生，找矿专业一共招了三届。这三届学生不错的，当年上学的时候在沂南一待就是半年；老师们当时也是拼了命教好学、上好课，忙起来都顾不上照顾家和孩子。
现在回想起来，专业办得还是不错的，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都干得很好。比如，沂南找矿七五这个班出了一位原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文升，后来调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找矿七七级金之钧成为我校校友中首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同班的还有担任山东省安全局局长的袁策；后来的还有煤田八〇级卜昌森，原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现山西省煤炭管理局局长等一批企业家和学者。
辛辛苦苦办专业，培养的学生很优秀，为国家社会做出了贡献，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事。通过创办专业的体会，我总结了几条经验：
二是要重视野外实践。我们地质专业应该重视实践，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自强不息、团结进取，这就是科大精神在地质学科的具体体现。正是秉承了这样的精神品质，地质学科才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必将在一代代地质人身上得以发扬光大。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吕鹏菊 整理：田静 马海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