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校区本来是原山东煤矿学院的一部分。
“文革”中强迫搬迁后，留下了一小部分。可就是这一小部分，要保住也是相当困难。
搬迁后，济南校区的大部分被山东省煤炭局占了，而留下的小部分还被山东经济学院占了一半以上。山东煤矿学院搬迁后，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和家属还在济南，从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就到济南做实验，因为山东煤矿学院大部分实验室还在济南。
而山东经济学院是在“文革”学院解散的背景下，借用山东煤矿学院的一部分校舍办学。
这时，两校都在招生办学。弹丸之地有两所大学办学，困难可想而知，两校师生常因生活、教学、体育活动而产生摩擦。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山东煤矿学院和山东经济学院多次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相对而言，山东经济学院办学更加困难，省里没有经费重新建设，所以希望山东煤矿学院向煤炭部请求经费，帮助山东经济学院建设起来。而我们主张山东经济学院搬走，把济南校区办好甚至是恢复济南校区，把山东煤矿学院再迁回济南。
这些只是想法，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清楚，“文革”对教育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国家经济十分困难。这时两校都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办学困难，请求解决。
经过校领导的努力，煤炭部领导同意为山东经济学院搬走补偿一部分建设经费，因为虽然地面是原来山东煤矿学院的，但山东经济学院搬来后也建设了一些，包括教师、学生用房，所以应当补偿一部分经费。
这是当时的领导努力达成的意见，并经过煤炭部濮洪九副部长的批示同意，初步定为补偿 500 万。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费用。
而把此意见向山东省报告时，山东省有关部门的领导认为这个补偿额度太少。刚刚起步的工作又不得不陷入停顿状态。困局之中，我们仍在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终于，我们遇到了一次在济南召开全省工作会议的机会。山东省有关部门领导也参加会议，这时我找到了山东省计划委员会的王春生同志，他是我校采煤系六四届毕业生，从山东省煤炭局调到山东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
我寻找机会，向他详细讲述了济南校区办学的困难，请他帮忙想办法解决问题。王春生听完我的讲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得找分管经济的马世忠副省长。
我说，请你帮忙让我见一下马世忠副省长，好吗？王春生答应了我的请求，他把我介绍给马世忠副省长。
马世忠副省长听取了我的汇报，了解了此事，很同情学校办学的难处，同时也陈述了山东省教育经费的困难。
我说煤炭部已经同意补偿给山东省 500 万了，再多就困难了。
马世忠副省长让我回去后写个报告，说明两校在一个校园内办学的困难，把煤炭部的意见写进去，后面的问题由他来协调。我见机会来了，迅速写好报告送给他。马世忠副省长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签字后并指定山东省经济委员会办理。我想此事总算有个结果了。
然而，我把此意见向煤炭部报告后，原先的煤炭教育高教司领导换了，新上任的高教司司长坚决反对给山东省500万，理由是济南校区的地面是我们的。其实，我知道新司长还有另外的意图，因为当时国务院有文件，规定搬迁院校原则上不能留分校区办学，只是很多院校和主管部门认为执行很难。这位司长担心我们花冤枉钱，所以不主张给这500万。
这样，前面做的工作全部泡汤了。我们非常沮丧。
这事又拖了近一年没有进展。
到了第二年，山东矿业学院主持召开国际采矿会议，请到山东省省长赵志浩、煤炭部部长于洪恩参加。我想，这是个好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再做工作。
于是我们预先准备好相关文件材料，知道领导会面时间短促，不能写太多，只简单介绍两校在一个校园办学的困难，解决问题的焦点是山东省对煤炭部给予的500万元嫌少，而煤炭部认为给500万元太多，此事已拖延数年，师生、员工意见很大，请两位领导予以解决。
当赵志浩、于洪恩两位领导进入广场合影时，我立即把两位领导拉到一起，把准备好的材料分别呈上。
于洪恩部长看了看，笑着说，你们真会找机会呀，并问濮洪九副部长知道吗。我们立即呈上濮副部长的批示。而赵志浩省长见到报告后，问马世忠副省长知道吗。我们立即呈上马世忠副省长的批示。
结果，于部长说：“赵省长，别为难他们了，我同意并首先签字！”而赵志浩也笑着说：“请煤炭部多关照山东！”两人哈哈一笑，各自签字，就进入了拍照合影程序。
后来，真正让山东经济学院全部搬走还做了若干工作。就是到今天，济南校区内还留有山东经济学院个别家属居住，但教学设施全部交给我们了，山东矿业学院——江南（中国）的济南校区也就保住了。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霍万库 整理：信永华）
